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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欢:国企改制将引发国内投资热
文章来源:新浪财经         更新日期: 2014-12-04 17:37

中国步入经济新常态,转型之际暗含商机。当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国企改革号角之时,投资者纷纷把眼光看向国内,争夺新一轮的掘金大战。

针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热门的“投资机遇”、“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企改制底线”等话题,弘毅投资总裁、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赵令欢,在接受新浪财经“我看中国经济30人谈”大型策划报道专访时表示,中国进入新常态阶段,国内迎来一系列投资机会,他认为政府须对国有企业进一步松绑,才能释放国内投资国企改制红利,但同时强调不能将国家战略性国企完全市场化。

现代服务业将成新投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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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中国经济是靠投资拉动的,您认为比如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考虑,未来有哪些可以投资的领域,给我们推荐一下?

赵令欢:我觉得现在由于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转入了所谓的新常态,它会造就一系列新的投资机会。好比说从中国制造往中国创造的过程中,就会催生很多对新技术投入,这就是机会。现在特别明确的互联网,中国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但是一发就不可收拾。这里面存在着很多投资的机会,也在创造着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

好比我们从简单的生产制造往精细的有技术含量的生产制造,中国的高铁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用这么大的市场培育了技术和技术团队,现在可以把它反过来向全世界推出推广。所以,像这种从制造向创造实际上需要很多的投入,这就是投资的机会。

另外一个就是转型,我们以前主要是一个生产制造大国,现在我们变成了世界的市场,消费者消费的除了产品之外,越来越多的是服务。所以,弘毅投资这些年就顺应着,我们一般要比国家做的事情尽量提前半拍。

我十年前刚开始投的时候主要都是生产制造公司,中联重科、石家庄制药,造药的,造工程机械的。现在我们投的都是现代服务业的多,好比投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公司,中国很快会变成比美国海大的票房市场。

另外,我们也注重中国的几个今后我觉得是长期可持续的成长原动力。比如城镇化,大批的人口要从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到依赖零售,依赖服务去生存的模式。我们投快餐,而且投品牌的连锁的中式快餐,在中国都会是有很大的机会,这都是服务业。

所以,第二个从生产制造往服务的转化,又有很多的商机。而且服务业的体量远远要大于以前生产制造的体量,服务的形态也会比生产制造的要好。因为一个社会想发达,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就业,有些服务一方面是提供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造成很多就业的机会。

所以,从制造往服务转化的过程中也打造了很多投资的机会。新常态之下,虽然GDP的成长速度要慢于以前,但实际上投资的机会要远远多于以前。另外,投资的质量,对投资质量的要求也远远高于以前。

投资还须付出前期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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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转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是同时释放很多红利。有很多学者在说中国未来20年会保持8%的增速,但是有一个问题,从后发优势的角度考虑我们的技术,好像创新还不足够。所以,这种后发优势您有什么担忧吗?

赵令欢:我觉得过去30年,中国13亿人的基础生活保障都已经实现了。所以,下面讲求质量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追求。在这个情况之下,速度有重要性,但是相对质量来讲它的重要性就不那么强了。

你刚才讲付代价,我从投资的角度来讲,付代价的过程就是投入的过程。以前我们很多的资源投入到扩产能,还能不能再这么投,不应该这么投,现在很多地方产能过剩、污染严重,以后我们更多的资源要投入新的这种需求。

服务业实际上是一个很综合的,它产生就业、中等收入家庭,又刺激消费,然后经济体的自给自足的这个环就闭起来了。以后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经济体,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市场,有自己的供应能力,又可以产生很多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产业。

我觉得为此付出一些代价是太值得了,希望政策导向方面能够坚守得住,坚持得住。它会产生阵痛,两种阵痛会特别明显。

第一,你要投入,但是效果不会那么快。当年投四万亿修路搭桥,这个效果,对当年GDP的刺激几乎是立马就发生的。现在你要投教育,投培训,投医疗服务,今年投入可能三年之后,五年之后对GDP的贡献才能产生。

另外,由于这种导向的变化会产生一些切换中的阵痛,好比过剩的产能要消,消产能没有太多好的办法,要么你要转移出去,要么你要把它关掉。关掉、转移,都会产生对于现在就业的队伍的一个压力,也会产生很多成本。

我觉得国家和企业界都应该认识清楚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好在经过过去这么多年的积累,国家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这么调配,企业界包括社会对此也有很高的认同度。所以,大家就一块做这种减法和加法的调整,我觉得就会步入一个新的成长模式,这是所谓新常态。

投资国企仍须政府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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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到政策这个词,很多时候企业或者企业家都在被政策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作为投资人的话,可能你们投一个行业会激发整个行业的活力。您作为一个企业家的话,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定位的问题?

赵令欢:我觉得整个国家都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在总结。好比以前咱们没有那么多市场经济的经验,所以,定了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同时这个手还是比较紧,一点一点的放,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市场经验,在很多子行业或者子区域,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远远高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程度。但总体来讲,行政对企业的干预,政策对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很多制约的,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比较早的实验阶段。我还是比较有信心,为什么呢?首先十八大就说得特别清楚,我们要坚定的走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道路,而且在三中全会做顶层设计的时候又很清晰的说明,要让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所以,从方向和路线设计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清晰的,反过来实践的道路是一个渐进的学习的道路,是逐渐开放。而且在这方面中国可能是在世界上最有经验的国度,好比用开放倒逼内部的改革,改革是不容易的,很多国家一改就出大乱子。

我们是第一个进入自贸区的PE投资企业,然后很快我们努力做的就是让人民币出境变的很便利。以前我们要到国外去投资,先要去拿路条,先要有预审批,然后还要跑到国外去完全市场化的投标竞争,这一下子我们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最近我们在国外投资投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很顺畅了,不会输在起跑线。另外,甚至很便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代表着中国的资源、资本。中国的资本对很多国外的企业是很有吸引力的,为什么?中国是市场,通过这个投资可以把它们很快地带到中国市场。

我们最近做的Pizza Express,这是一个老牌的英国叫做休闲餐饮的连锁店。500多家店有400多家在英国。然后我们去应征,跟全世界20多家去竞争,之后我们胜出,也没出过分的高价。

为什么我们容易被选定呢?因为我是带着中国市场的钱,所以很受欢迎。同时在程序上,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从事先审批到事后备案,我们去竞争的时候,竞争的场合完全是公平的,我们不输在起跑线,这样增加了中国投资企业的竞争力。

这个小小的例子从我一个企业来讲只是便利,但是从国家来讲他代表的是一种新的思路,就是怎么叫让市场做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第一政策要说得这么明白,但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的,是政府要转变自己的职能,要让市场的力量变成主导的力量,而不是行政的力量仍然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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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您跨境投资到海外投资的业务经验来看,您认为国内目前这种体制所造成的一些障碍,您期望哪块做一些改革?

赵令欢:我觉得还是政府在让市场来决策的地方,政府要逐渐的去减少它看得见的手。好比行政审批,完全没有政府的调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好的。但是调节哪些,不调节哪些,这个事情是很有讲究的。

现在政府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很多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会不会把价格炒高?会不会多付钱?有可能。但这件事儿政府就不要用它看得见的手去调节,不要说发改委只让一家中国企业出去,以前他这么做的时候中国企业恰恰是付的很高的价格,甚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说中国的企业很傻。

我是这么个观点,像这种事情,让企业去衡量,让它们去竞争,往往由于政府不管了,责任你就知道是在你身上,反而会很尽职,很认真的去做这个工作。最后市场是什么就是什么,市场是优胜劣汰。

没有了政府的审批,也就没有了政府的担保和政府的保护,你就在自己承担这个责任。胜了你继续往前发展,败了你就受到挫折,甚至被淘汰。市场去发挥他看不见手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更多地利用市场调节走这个道路上,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是,第一继续明确的说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不会动摇;另外,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逐渐减少看得见手对市场可以调节的功能的干预。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现在我还是看到了很多迹象,政府的思路很明确,决心也很大。另外,在推进实施方面也是力度特别大。

国内投资将更受业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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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投资时代,假设我们不去考虑项目的成功,您是更愿意选择投国外地区,海外跨境投资还是考虑投国内的一些业务?您可以判断一下未来的趋势是中国的资本更愿意走出去还是如何?

赵令欢:你这个问题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回答,首先我作为投资者,一定要考虑赚钱。为了能够又赚钱又建立我们的美誉,我们选择了专注投中国经济,这是我们一个战略选择。

因为中国是一个会持续成长,不光有比较高速的成长(6%、7%,全世界是最高的)。另外,它不断地要转型,优化它的结构。作为弘毅投资这种并购投资基金,这两点都可以给我们创造系统的机会,成长是一个机会,转型更是一个机会。

我们做国企改制,就是因为要转型,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从比较行政化的一个治理结构,往比较市场化的治理结构走;从比较专注于制造、产能扩充作为成长模式,到向有比较多的创新、品牌,有更多的增值服务的地方,增值内容的地方去走;从比较关注中国,向比较关注全球,这几个维度去走,都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外力。

所以,弘毅投资选择立足中国、专注中国,但是面向全球来支持这么一个选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我们的选择,哪怕我的标的在国外,像PizzaExpress,STX(STX是我们最近在美国好莱坞投的一个电影制片公司),我想的都是很快地把它们带到中国来,因为中国的市场大。所以,我们是以中国市场,中国经济为中心的全球投资。

混合所有制改革须先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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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混合所有制从1994年的国企改革到现在我们到底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

赵令欢:总体来讲,中国的开放改革的历史,实际上很大的组成部分是国企改制的历史。因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唯一的经济形式就是国有企业,而现在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是一个混成的经济结构。所以,我们过去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是企业体制形式不断渐进,不断改革的历史。

我就想借这个机会说我体会中的几个重要的概念。第一,国有企业和国家经济是不同的。如果我是国务院,我关心的是国家经济,是中国经济,顶层设计里十八大说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倡导的是有各种各样经济形式组成的混合式的,因为事实证明是最有的,因为它可以在就业方面,比较高效。

大家都知道大企业也可能是听起来好,龙头企业,国有企业,但是从创造就业,中小企业、创业企业最多。所以,从国家的概念来讲,有个国家企业的概念,只要在这个国度生存,依法运营,依法纳税的企业都应该是中国支持的企业。

在我们这个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和我们现在的诉求,有很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经过了前面30年的转化,现在变的都相对来讲比较强,但它只是作为中国经济的一部分。

我们现在谈的混合所有制的改制,实际上是在前面基础之上的更进一步的改制。更进一步的改制,就要照顾到它只是我们经济体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两个话题都应该关心。第一,它本身要有竞争力,怎么能够让国有企业本身有竞争力,这样才能持续下去,才有效率。另外,作为国家经济体里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最好不要对其他经济形式产生不公平的挤压。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国企改制的目标实际上是两个层面的目标。第一作为中国的经济体里,国有企业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是一个要优化改制的。另外一个,我们认为仍然应该存在的国有企业,它本身要能够适应市场和竞争的需求,变的有竞争力,这是目标。

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之后,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增加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几个步骤,这是一家之言,现在讲的就是有争议的。

我觉得首先国家要决定,哪些行业或者类别国家实际上是要把它牢牢的控制住的,哪些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放给市场。

现在这个也基本上有了定论,就是充分竞争行业国家可以不去过分地控制,但是战略性重要行业国家实际上还要有很强的控制力。另外,是处于公共服务的,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像这些分类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好,对充分竞争行业里的国有企业我觉得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让它能够去公平的占有资源,然后公平的面临市场竞争的挑战是最好的方法。同时,如果这么做了,也不会产生对其他所有制形式不公平的挤压。这样的话,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就会火起来。

能够活下来的国有企业是因为他们的竞争力强,不是因为国家的政策倾斜或者说某种行政保护。这样的话国民经济的整个健康程度会高,国有企业的健康程度也会高。

事实上现在有一种理论指导我觉得挺统一的,就是国家前一个阶段,国资委管国有企业要管人管事儿管资产,实际上行政要把企业运营的大事儿基本上管起来,这个阶段是必要的,结果就是现在很多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过去十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

下面一步可能就是要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换到管资本,特别在国家已经决定竞争行业的这些企业,从管到或者干预到一个企业的具体经营运作,到作为一个投资人,把资本管好,用资本的纽带和管资本的方式给这个企业的管理者制约和松绑。制约就是他在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去努力,松绑就是你怎么做这是你企业和董事会的事儿,我们不再做行政干预了。

不能放开国家战略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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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公益性国企应该是政府去控制,至于战略性的,之前有学者跟我探讨过,比如美国的军火交易很多都是民间的到竞争性的;比如现在我们放开的民营银行的试点,还有一系列的竞争性的;比如电信号码、虚拟号码的放开,其实从更多角度来考虑竞争性的国企并没有实际上的放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赵令欢:每一个国家根据它国家本身的状态,和它国家综合管控的目标,是要因国家而不同的。美国你说的对,的确是很多军工产品都出于很市场化的公众公司,但它不是一步就做到这个,它有很多是经过了二战以后这五六十年不断的摸索。

好比说波音公司,我们知道它是做民用飞机的,但是它同时又是美国最重要的军工公司,几乎所有的从导弹到军用飞机,波音是占了很大的份额。经过战后这么多年的摸索,他们也有中国以前经历过的军转民,民转军的过程。

在美国这个社会治理和法制条件下,包括民众公民素质的综合前提下,今天他们仿佛觉得哪怕是军品从一个市场化的公司出来是最好的,不会泄露国家机密,同时能够利用规模效应。

中国现在还没发展到那个阶段,我觉得中国以后到底走什么样的路咱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并不是说美国那么走了中国就一定要那么走。

大家觉得像为中国国家安全,部队做装备的最好还不要太公开,太市场化。我觉得这是原料可以接受的,这个就是所谓国家战略重要性的企业,包括通讯。通讯美国别看它做通讯的公司都很市场化,涉及到国家安全和保护,那是一点都不含糊。这就是为什么华为根本进不去,买一个小的通讯技术公司美国CFC要审查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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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个本质问题上来说,并不是说有没有到那一步去放开,可不可以理解为很多老百姓反映通信费用太高,某些方面其实可以放开,比如市场资费?

赵令欢:你讲的是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国家有很多应该让市场去决定的事情,还处于行政化或者半行政化的管理的阶段,好比说定价。但是这个方向肯定是继续的向放开的地方去走。

最近混合所有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实验,就是中石油把它的零售端放开了。这个里面大家有很多的意见,你拿出30%,你控制70%,民资进去了根本没有言语权。我觉得这个说得是对的,但是它是重要的一步,就是它把一个几乎是半垄断的行业现在基本上放开了,这是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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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投资人,国企改革您参与了很多,包括上海的一些项目,我特别想知道您在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有没有特别深刻的案例,比如制度方面有什么阻碍?

赵令欢:我们做国企改制,一方面要跟企业的管理者合作,就是企业的员工,企业的高管。另一方面就是要跟当地政府合作。所以,谈不上说政府作为参与的一方面去阻碍我们,政府要做政府应该做的事儿,因为改制之前它是股权的拥有方,它是有基础责任的。

同时,我们做任何一个改制,如果政府不从方针大略上支持我们是做不了的。所以,总体来讲,我们是顺应国家要把竞争行业的国企变的更有竞争力来做的。所以,政府是跟我们坐在同一个板凳上的,是站在同一边的。

但是具体过程,就像我们不做国企改制,我要跟买方和卖方达成交易,一定有些条款要谈得拢。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我们作为买方,作为市场力量,有市场的认识,这个是个不断磨合和勾兑的过程。这个我觉得谈不上政府阻碍,政府应该尽它的责,最后我们也应该尽我们的责,谈到最后谈不拢做不成,谈拢了就做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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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投资人,我特别希望你能对目前相对年轻,比如90后创业,能够提一些什么建议?因为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在互联网时代,会有很多互联网新兴的一些机会,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赵令欢:不管是90后,还是50后,要想创业,要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努力,这件事儿是不断的。我的个人的体会,要有很强的学习意愿,逐渐培养很强的学习能力。

另外,特别是现在,要特别刻苦钻研,不要认为自己聪明就有捷径。还有一个就是要坚持,很多了不起的事儿,大家都会看得到,最后能够把这个机会把握好的人往往是很坚持不放弃的人。

还有一个从策略的角度来讲就是要专注,包括我们这个企业,我刚才给你描述我们在定我们战略的时候,“focus”,“专注”是个很重要的词。